3，平均为48；农业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最高，为21~269，平均为86。另有学者指出，以游牧生活为主的古代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最低，只有02~09。

也就是说，越是依赖农作物粮食，摄入的碳水化合物越多，古人的龋齿发生比例就越高。

于是，通过分析古代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学者们就可以一窥他们的饮食结构，进而推断他们所身处的社会阶段。

就拿山西陶寺文化来说，这个古老文化活跃在距今4300—3900年前，与陕西石峁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陶寺遗址中有墓葬和灰坑，里面分别出土了人类骨骼。从随葬品和建筑规格看，墓葬人群应该是陶寺文化的上层贵族，灰坑人群则是平民百姓。对陶寺遗址的植物考古表明，陶寺文化的农业已经比较发达，种植的农作物以粟为主。另外，对陶寺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统计分析表明，哺乳动物占有绝对优势，包括猪、牛、羊和狗等，其中猪骨最多，据此推测当时陶寺人群获取肉食的来源主要是驯化动物。

那么，陶寺人群的食谱是怎样的呢？通过对古人遗骸牙齿中龋齿的统计，学者们发现，陶寺人群的龋齿率大概在3，其中墓葬人群29，灰坑人群31，两者差别不大。看起来，陶寺人群虽然拥有了出色的农作物和农业技术，但是他们的饮食结构中包含相当多的非碳水化合物，比如肉类，使得他们的龋齿率并不高。还有的学者分析了陶寺人群牙齿的磨损情况，发现他们的牙齿磨损也不严重，这显然与他们食谱中有很多柔软的肉类有关。而且，对人骨中微量元素的分析，揭示出陶寺人群在早期和晚期的食肉量基本没有变化，说明他们的食谱挺固定的。

从陶寺文化的案例看，即使古人掌握了很好的农耕技术，也并不一定就要让农作物主粮占据食谱的绝大部分。植物性的主粮只能提供更多的能量，而在口感和营养上是比较糟糕的，因此古人在有条件获得其他食物特别是肉类的情况下，还是会让自己的餐桌尽量丰富起来。

类似的例子还有红山文化—比陶寺文化更早的东北地区古文化。红山人群的龋齿率为1~2，这当然和红山文化的农业水平可能比陶寺文化低一点儿有关系，但也说明红山人群能够获得其他食物来源，特别是由于靠近丛林和草原，可以通过狩猎或畜牧获得肉食，因此不必过度依赖农耕获得的粮食。

陶寺文化的消失是比较突然的，在末期那里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宫殿和城墙被毁，贵族墓地遭到破坏，很多人被杀害。对于陶寺文化的结束到底是内部叛乱还是外来入侵导致的，学者们还在争论中。至少我们从龋齿反映的食谱来看，陶寺文化的上层贵族与下层百姓在饮食上是比较相近的，不太容易产生内部激烈冲突。

小小的虫牙好似穿越时空的芯片，提供给人们了解古老文化的宝贵信息。

第五章 西域争雄——压向东土的多米诺骨牌

“高贵的衣着，中间分缝的黑色长发上戴着一顶装饰有红色带子的尖顶毡帽，双目微合，好像刚刚入睡一般，漂亮的鹰钩鼻、微张的薄唇与露出的牙齿，为后人留下一个永恒的微笑。”

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如此描述自己看到的古墓中的女性干尸，并把她称作“微笑公主”。贝格曼与“微笑公主”相遇的那一年是1934年，贝格曼31岁，而“微笑公主”大概3800岁了，当然，这是指她的肉身存在的时间长度。

沉睡在沙漠墓葬中的“微笑公主”无言无语，但她以及那些一同躺在小河墓地的大量干尸的基因，将为后人拂去历史的尘沙，展现西域几千年间的人类迁徙历史。

“小河公主”的复杂血统

沃尔克·贝格曼是瑞典人，当他于1927年从考古学专业毕业，来到中国，加入斯文·赫定组织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时，他的瑞典前辈安特生不仅已经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还在前一年刚刚向世界公布发现了周口店古人类的牙齿，早已声名鹊起。

在当地人的协助下，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罗布泊附近发现了“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群，贝格曼随口用旁边流淌的小河将这处墓地命名为“小河墓地”，那里正是“微笑公主”安眠之所。

跨越几千年的一瞥，竟然成为永别。由于当时中国局势动荡，贝格曼带着少量文物离开了小河墓地，再也没有返回。“微笑公主”惊世一现后，就隐藏在漫漫黄沙之中，消失了踪影。

苦苦寻觅60多年后，2000年，小河墓地终于又重现在世人面前。这一次，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一具年轻女性的干尸，她头戴尖顶毡帽，微闭双眸，穿越岁月的长长睫毛固守着她的美貌。人们称呼她为“小河公主”，与贝格曼描写的“微笑公主”相对应。

根据碳十四同位素测年的数据，小河墓地的年代在距今3980—3540年前，这很可能意味着“小河公主”和她的族人是罗布泊地区最早的定居者，对这一早期人群进行基因分析，应该能揭开塔里木盆地史前时代的一段历史。

基因分析表明，小河墓地人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