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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3节(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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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之即可,何必搞出那么多花样,徒惹是非。

上得罪那些酋长首领,下折腾那些部民氓隶,中间官僚们还麻烦难做,实在是不得人心。而作为地方上的当权者,他们要的就是安定,任上不出乱子即可,朝廷强行推行同化政策,也着实给他们增加了不少麻烦,他们是来做官的,不是来坐火炉子的。

当年夏州党项人的动乱,就让榆林道的官僚们彻底警醒了,因为那场动乱被罢官夺职的可是刘承锡,那是正儿八经的皇亲,出了乱子,都不得幸免,何况其他外臣。

不过,官僚们警醒的,乃是不能再出乱子,至少不能出现带有叛乱性质的动荡,为此,一些当地官员,甚至不惜捂盖子,乃至对党项人做出些妥协。在他们看来,只要你们不给官府惹麻烦,官府也不找你们麻烦,大家相安无事。

当然,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这样,也有尽心王事,积极作为的,但不论做法还是手段,都失之僵硬,同样为了减少麻烦,好搞一刀切,强硬、强势以至无理。

还有更为过分的,那就是一些官员、将校,借着朝廷整顿党项部族的机会,从中牟利,肆意奴役、侵犯党项部民,榨取他们的财富。

形形色色,乱象纷呈,在夏绥地区回归朝廷二十年之际,当地的形势,已然十分糜烂,党项人怨声载道,矛盾不断激化,不安的情绪也在不断扩散,就像一堆干柴,只差个火星就能引燃。

这还只是党项人以及胡人的问题,地方的官僚,徙边的汉民豪强,也是矛盾重重,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人心混乱思变。

对于地方上的情况,朝廷不是一无所觉,不论是地方的有识之士,还是武德司的奏报,都有示警的意思。

然而,毕竟隔得远,不论是留皇帝,还是政事堂的宰臣,都只当是政策施行过程中的一些负面影响。思及乾祐时代,朝廷制定的多项政策,闹出的乱子同样不少,大叛乱都有,榆林道所谓的不稳,又能严重到哪里去?

直到去年,随着黑汗使团案的爆发,鸣沙匪的现形,对于西北治安乱象,才终于引起了朝廷足够的重视,一场针对西北匪盗的治安大作战,收获虽丰,但也只是做到了面的打击,并没有根治。

随着对西北各项调查的展开,那隐藏在开宝盛世幕布下的真实一面,也终于露出冰山一角。

在刘皇帝被朝廷内部事务牵扯,朝臣们也为动荡的政局所吸引,还没来得及对西北推行综合整顿治理政策时,李继迁率先举起了反旗。

毫无疑问,李继迁就是那朵点燃西北乱局的火苗。当然,这颗火苗的影响,在初期并不是那么大,甚至显得脆弱,毕竟,大汉朝廷的威势依旧强大,哪怕满腹怨言,也少有人敢贸然像李继迁那样举旗叛乱,正面对抗朝廷。

但同样的,蠢蠢欲动之势,也不可避免,若没有党项势力的支持,岂能有上千党项部众跟随李继迁举兵。而在李继迁事败外逃,远遁戈壁的过程中,也少不了当地部落的掩护。

比如野利部,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就成了夏州官府重点的盘查目标,甚至,都不需要什么证据,完全可以断定,野利部必然与叛逆李继迁有所勾连。

因而,在过去的半年中,野利部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夏州知州上官正下令,让野利部众,相互举报,报则有赏,同时,驻军也在都司的调动下出动,戒严排查,而随着来自东京的指令,有了中枢背书,做起来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黄羊平

作为野利部最主要的聚居点,哪怕经过官府的整顿拆分,仍旧留有七百余户,是方圆百里之内除南面安庆泽外最大的党项人聚居点。

官府对党项人的整顿,事实上只是在人口进行分化,更重要的是后续的重组编户,使其成聚成邑,实现人口集中,限制其放牧范围,压制其游牧性,以方便管理。

并且,设立了大量的市镇,派驻吏职进行管理,当然,政策执行得并不到位,随着局势的变化,在广大的沙碛地带,仍旧处于一种党项自治状态。

这也并不稀奇,哪怕在传统的汉人社会中,政权也是难以直接管理到民的,何况在这偏远的大西北,在这些党项人中。

而官府派遣的官吏,其主要管理职能,也仅在税收、徭役上,至于教化、宣传、安抚、治安、救灾什么的,没有太多人在意。

黄羊平这个地方,还是受到了官府强行施加的影响,比起过去,有了极大的变化。一圈低矮的土城墙围了起来,城内有街道,有土房茅舍,有商铺,有客栈。

集市贸易也有巨大的发展,定期有胡汉商贾前来,带来一些当地稀缺的铁器、布匹、茶叶、酒水等货物,附近几十里的农牧民也都周期性地赶集,售卖牲畜、毛皮、土货。

镇外,沿着那些大大小小的水泊,也开辟了不少土田,种植着一些耐旱的粮食作物。镇内,甚至有一座花费了大量人力建造而成的镇长府,时时刻刻向党项人宣耀着官府的权威。

当初朝廷实行的改革政策,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党项人财富资源进行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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