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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2节(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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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是直到宋代,儒学叠代到了程朱理学这个版本,才搞出来这种二元对立思想的。

而“理欲之辨”,显然是用来解释世风问题的好思路。

“王叔明真的需要这块玻璃窗吗?”这个问题不是问的二十年前就已经死在诏狱里的王叔明,而是问的今日众人,觉得大明真的需要这些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愈发繁杂的物质欲望吗?

这是一个相当有深度的问题,哪怕是姜星火也不能否认。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或是工人,亦或是农人,都不需要思考这种问题,因为意义实在是不大。

但对于在座的这些大明几乎是排名最靠前的大儒们,这些思想界、学术界的精英们,这个问题,就非常有意义了。

发展经济或许是必要的,因为朝廷确实需要钱,但发展经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传统的、相对“淳朴”的世风所造成的巨大改变。

“诚如国师‘破窗效应’所言,越来越多的物欲,便如一阵又一阵秋风,若是今日不严防死守,堵住窗户,而是任其所破,恐怕等到道德风俗不存之时,一切就都晚了到了那时候,哪怕想要补救,怕是都悔之晚矣。”

“理欲之辨”,这个辩题的出现,并没有出乎姜星火的预料。

而对于这个程朱理学信徒们胜率非常高的辩题,姜星火也并非毫无准备。

看着孔庙,姜星火抬起头,开始请神。

很快,在他脑海中的诸多思想家中,出现了三个身影。

——明末三先生,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

来吧,就是你们了!

理欲

理欲之辨,即伦理道德与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欲望之间关系的争论,是宋明时期伦理思想争论中的核心命题之一。

不过由于今日的太学之会是群体论战,所以自然也有其他人说话的机会,姜星火抛砖引玉之后,并不急着用“破窗”来论证些什么,更不急着先请神开大。

解缙沉吟剎那,一马当先道:“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皆是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故此欲不可去,应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对于头马的积极表现,姜星火相当满意,若是事事都要自己亲力亲为,确实未免有些太累了,还是有人帮衬着冲锋陷阵比较好。

解缙引用的基本都是荀子的观点,也就是肯定人们正当的物质欲望,认为物质欲望是君子和小人的共同要求。

实际上,理欲之辩渊源于先秦,是儒家内部一个经典辩题,只不过以前吵得没有这么厉害,没有彻底把天理和人欲进行二极体对立。

反方辩手这边,则是汪与立接替刚才趟雷趟了个灰头土脸的杨敬诚出场。

实际上,实力最弱、资历最浅的杨敬诚,刚才也有这个觉悟,毕竟关学传到他这一辈,实际上就只剩下一个门楣了,真到了关键时刻让他上,他肯定掉链子,所以前面不太体面的试探工作,还是主动承担起来比较好,好歹还能留个印象分又不太得罪人,在这种盛会中有点参与感。

“此言谬矣。”

汪与立同样跪坐的很板正,一派老卫道士的风骨,看起来义正严词的反驳,但很快,就让人觉得不对劲儿了。

“《论语·尧曰》有言,欲而不贪,君子谋道不谋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固然是君子小人所同,但君子所寻,又岂能与小人相同?”

高逊志眉毛一挑,不漏声色地看向汪与立。

好你个老小子,我们中出了叛徒!

而杨敬诚也是同样一怔。

看起来汪与立回答的没问题,为何二人会如此?

这就不得不说一说金华学派在学术光谱中的定位了。

汪与立作为掌门人的金华学派作为承担过鹅湖之会举办工作的高门,在如今大明的思想界,属于是那种既有底蕴又有实力的学派,上百年来开枝散叶,积攒了不少家底,但也正因发展时间过长,所以现在的金华学派,跟南宋时期的金华学派,还是有些似是而非的。

在南宋时期,金华学派是浙东事功学派的一支,与永康、永嘉学派同气连枝,主张“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但在一切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则与理学、心学都有调和折中的地方,在学术光谱上的属于那种实学里偏右的存在。

但随着世事变迁,南宋时期实学、心学、理学三足鼎立的局面被打破,并且呈现出了一去不复返的架势,永康、永嘉学派纷纷树倒猢狲散,主张实学的浙东事功学派只剩下了金华学派这一支,而程朱理学则彻底压倒了心学、实学,成为了官方指定考试学问,也就是官学。

因此,金华学派不得不掉头,开始修改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学术光谱上从实学偏右,变成了理学偏左。

但是学术纷争这种东西在南宋实学、心学、理学三足鼎立的时候,金华学派因为不够激进,所以经常被永康、永嘉学派狂喷软弱;而到了实学彻底失势,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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