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8节（1 / 3）

姚广孝的回答极为简练。

“三代之时，可有三纲五常？”

这里要明确的是，“三代”这个概念，在姜星火的前世的网络论坛里有人认为是“唐尧、虞舜、大禹”，也就是俗称的尧舜禹这三代君主，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三代”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论语·卫灵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该词一直到战国时期，都是指夏、商、西周，秦朝之后，“三代”的含义才开始包括了东周，并一直沿用下去，在周朝初期还有统称夏、商为“二代”的现象。

而先秦主流学派的著作，更是对于三代有着明确的界定，譬如《墨子·明鬼下》记载“昔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孟子·卷五·滕文公上》记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库，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记·礼器第十》记载“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诏有武方，其礼亦然，其道一也。”

所以，“三代”毫无疑问是指中国最早三个统一政权——夏、商、周。

而“三代之治”的说法则是西汉时期的儒者提出的，他们认为夏、商、周是华夏治理得最好的三个典范朝代，“三代”之时的帝王的道德人品和治国态度（不包括夏桀、商纣、周幽王三个末帝和其他个别昏庸君王）乃是后世帝王的楷模，尤其夏禹、商汤、周文王被尊为“三王”。

而儒家学术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如今的明儒更是到了言必称三代的地步，将之当做一种政治理想国来作为当世的参照标准，以及无坚不摧的学术正确。

曹端怔了怔，却也没急着回答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而是沉思几息后方才说道：

“三代之时，固然无三纲五常，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已存，礼之根本便源于此，天礼未分于天理。”

“朱子有言：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曹端继承的观点，依旧是朱熹的那套，也就是“礼是圣人、先王制定的，要以圣人、先王为师”，只有以这个目的进行学习，才能够学到五经（《乐》失传了）的真谛。

而朱熹这里说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作为万民君师，有着超凡的天赋，是“众人中能尽其性者”，所以理所应当地就要制定从天理中体悟来的“礼”，用来教化百姓，这是君师的使命。

“孔子是君师否？”

曹端原以为姚广孝破釜沉舟地选择了再次提问，虽然这个问题有点白给。

“君师”的定义是：拥有统治权的圣贤。

这个概念有点类似于柏拉图的“哲人王”，反正上古时期的智者都思考过类似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君师”这个概念是笃定的，不容更改的，而姚广孝如果这么选择，白白浪费了一次机会，接下来就将无法提问，显然会陷入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里。

而姚广孝下一瞬，就自问自答了起来。

“孔子处周衰之际，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非君师也。”

曹端忽然觉得自己明白了姚广孝的用意，孔子的行为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被描述为“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也就是圣贤没有得到相应的庙堂地位，所以选择学习先王并且传下去这门学问以诏后世，然而正是孔子作为分野人物，划分了三代与三代之后最主要的政治区别，也就在圣贤是否在位。

莫非姚广孝打算从孔子与三代之间进行切割？这种办法不是不可行，但在曹端看来，成功的概率无疑是很低的。

毕竟《朱子语类》说的清楚。

弟子问朱熹：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何处见得天命处？

朱熹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个恁地底人，定是为亿兆之君师，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许多气魄才德，决不但已，必统御亿兆之众，人亦自是归他，如三代以前圣人自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然虽不为帝王，也闲他不得，也做出许多事来，以教天下后世，是亦天命也。”

弟子又问：孔子如何不得命？

朱熹曰：《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孔子却不得，气数之差至此极，故不能反。而天只生得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生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也，盖天做不得底，却须圣人为他做也。

所以孔子到底能不能跟三代君师相比这个事情，朱熹早就打了补丁，虽然补的不是很牢固，但想戳个窟窿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