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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8节(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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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广孝的回答极为简练。

“三代之时,可有三纲五常?”

这里要明确的是,“三代”这个概念,在姜星火的前世的网络论坛里有人认为是“唐尧、虞舜、大禹”,也就是俗称的尧舜禹这三代君主,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三代”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论语·卫灵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该词一直到战国时期,都是指夏、商、西周,秦朝之后,“三代”的含义才开始包括了东周,并一直沿用下去,在周朝初期还有统称夏、商为“二代”的现象。

而先秦主流学派的著作,更是对于三代有着明确的界定,譬如《墨子·明鬼下》记载“昔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孟子·卷五·滕文公上》记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库,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记·礼器第十》记载“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诏有武方,其礼亦然,其道一也。”

所以,“三代”毫无疑问是指中国最早三个统一政权——夏、商、周。

而“三代之治”的说法则是西汉时期的儒者提出的,他们认为夏、商、周是华夏治理得最好的三个典范朝代,“三代”之时的帝王的道德人品和治国态度(不包括夏桀、商纣、周幽王三个末帝和其他个别昏庸君王)乃是后世帝王的楷模,尤其夏禹、商汤、周文王被尊为“三王”。

而儒家学术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如今的明儒更是到了言必称三代的地步,将之当做一种政治理想国来作为当世的参照标准,以及无坚不摧的学术正确。

曹端怔了怔,却也没急着回答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而是沉思几息后方才说道:

“三代之时,固然无三纲五常,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已存,礼之根本便源于此,天礼未分于天理。”

“朱子有言: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曹端继承的观点,依旧是朱熹的那套,也就是“礼是圣人、先王制定的,要以圣人、先王为师”,只有以这个目的进行学习,才能够学到五经(《乐》失传了)的真谛。

而朱熹这里说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作为万民君师,有着超凡的天赋,是“众人中能尽其性者”,所以理所应当地就要制定从天理中体悟来的“礼”,用来教化百姓,这是君师的使命。

“孔子是君师否?”

曹端原以为姚广孝破釜沉舟地选择了再次提问,虽然这个问题有点白给。

“君师”的定义是:拥有统治权的圣贤。

这个概念有点类似于柏拉图的“哲人王”,反正上古时期的智者都思考过类似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君师”这个概念是笃定的,不容更改的,而姚广孝如果这么选择,白白浪费了一次机会,接下来就将无法提问,显然会陷入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里。

而姚广孝下一瞬,就自问自答了起来。

“孔子处周衰之际,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非君师也。”

曹端忽然觉得自己明白了姚广孝的用意,孔子的行为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被描述为“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也就是圣贤没有得到相应的庙堂地位,所以选择学习先王并且传下去这门学问以诏后世,然而正是孔子作为分野人物,划分了三代与三代之后最主要的政治区别,也就在圣贤是否在位。

莫非姚广孝打算从孔子与三代之间进行切割?这种办法不是不可行,但在曹端看来,成功的概率无疑是很低的。

毕竟《朱子语类》说的清楚。

弟子问朱熹: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何处见得天命处?

朱熹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个恁地底人,定是为亿兆之君师,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许多气魄才德,决不但已,必统御亿兆之众,人亦自是归他,如三代以前圣人自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然虽不为帝王,也闲他不得,也做出许多事来,以教天下后世,是亦天命也。”

弟子又问:孔子如何不得命?

朱熹曰:《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孔子却不得,气数之差至此极,故不能反。而天只生得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生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也,盖天做不得底,却须圣人为他做也。

所以孔子到底能不能跟三代君师相比这个事情,朱熹早就打了补丁,虽然补的不是很牢固,但想戳个窟窿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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