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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9节(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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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以权术闻名,将朝堂上下玩弄于鼓掌之上,但是,作为一个皇帝,朱祁玉仍旧觉得他是可悲的。

诚然,他能够稳坐帝位,和能够控制朝堂脱不了关系,但是,控制和掌控是不同的。

大礼议让所有人认清楚了嘉靖是一个怎样的皇帝,所以,嘉靖朝的大臣,一边畏惧帝威,一边又胆大包天,欺上瞒下。

一边阿谀奉承,海晏河清,一边又自谓清流,不与严党为伍。

嘉靖能控制朝堂,但是,控制不了人心。

整个嘉靖朝,看似歌舞升平,一切尽在皇帝掌控之中,但是实则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满朝上下,只有海瑞敢说实话。

那时初到淳安县上任,海瑞便揭开了官场上最大的一块遮羞布。

区区一个七品县令,每年的常例银核算下来,近两千两银子,是俸禄的十余倍,这还是在‘两袖清风’,不贪渎,不受贿的情况下,官场上下默认的收入。

全国一千四百二十七个县,一百六十三个府,三十二个州,一个个的官员,趴在百姓的身上吸血盘剥,恶之若此。

然而在嘉靖的耳边,日日回荡的却是皇上圣明,天下太平,万民称颂,海晏河清。

日子久了,嘉靖自己都相信了,安心在道观修道,岂不知,大明社稷,已在他手中走向了倾覆的道路。

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也是朱祁玉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话。

朝无正臣,天子必受蒙蔽,即便帝位坐的再稳,眼不见百姓苦难,耳不闻天下真相,则社稷终将崩塌倾覆。

正因于此,很多的手段,朱祁玉不愿去用,有些底线,朱祁玉也不愿去破,所以很多时候,他选的是更难走的路。

可是路越难走,或许正意味着,那是对的方向。

道德经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须得时时刻刻谨慎小心,不可放肆妄为。

所以即便是看过了百年风云,朱祁玉在推行每一项政令的时候,依旧斟酌再三。

母庸置疑,这其中,财政问题是重中之重。

治国之道,说难也难,说易也易,最紧要的,无非财政与吏治而已。

国库有钱有粮,官员能奉公自守,国力自然蒸蒸日上。

上林苑一事,说白了,是吏治的问题。

朱祁玉心里清楚,像是陈庸这样的人,朝廷里大把大把的。

身在一个冷清衙门,前途无望,满脑子只想着怎么捞银子,保官位,贪腐行贿两项全能,但是唯独不会好好做事,这其实是如今很多衙门的现状,尤其是地方上,这种状况并不罕见。

而且说起来,这种风气之所以会兴起,其实和王振脱不开关系。

往前倒太宗,仁宗,宣宗朝,别的尚且不说,至少吏治尚算清明,这其中既有洪武朝严刑峻法的威慑,也有历代天子的约束。

但是到三杨逝世,朱祁镇偏听偏信,任由王振擅权,短短几年的时间,吏治便受到了彻底的破坏。

王振大肆收受贿赂,凡入见者,少则需进百两,多则上千两,令官场之上,行贿之风盛行。

卖官鬻爵,将朝廷官职明码标价,更是让铨选制度形同虚设,无数德行不修,只知熘须拍马之辈走马上任。

这些人到任之后,对上阿谀奉承,大行贿赂之风,对下盘剥百姓,消耗民力,令官场风气污浊不堪。

朱祁玉当然能看得出来,刚刚在殿中,陈镒感叹于他对吏部的轻拿轻放。

但是,除开对王文的偏宠,朱祁玉更清楚的是,去岁的京察,本质上并不是一次彻底的以澄清吏治为目的的行动。

那个时候,他刚刚登基,朝中有大量顽固的太上皇一党,与其说那是一次整饬吏治的行动,其实更像是以吏部为尖刀排除异己。

不管外界如何议论,但是朱祁玉自己,对于这些事情,认知是很清晰的。

那次京察,衡量官员的标准除了才能,德行,更重要的是立场。

借着那次机会,他把一些德行不修,才能不足,更重要的是,立场坚定支持太上皇的大臣,给统统贬谪了出去。

但是,出于稳定朝局的考虑,很多立场中立或者是亲近新天子的大臣,哪怕存在问题,也依旧没有过分苛责。

如果纯粹以朝政的角度而言,这样做其实是有问题的。

可是,朱祁玉心里也同样明白的是,很多时候,道理和利益,是要取平衡的。

他当然不是朱祁镇那样任性妄为的君主,也不是嘉靖那样只顾利益的权谋之徒,但是,这不代表,他是一个只会拘泥于道理的君子,该变通时变通,该持正是持正。

朱祁玉清楚自己的方向是什么,也知道自己做的每一件事目的是什么,坚守本心,一切就不会出错。

至于这其中的取舍得失,是一个君王也必经之路,没什么好说的。

既然京察的核心目的并非整饬吏治,那么,拿这一点来苛责王文,显然是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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