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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9章 新的甘肃(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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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抚台衙门,李自成趁夜召见了杨肇基,与梅之焕相比,说服杨肇基归降并没有花费太多的口舌。

杨肇基与梅之焕不同,他并非举人出身,而是出身于武举,也就是说,他是纯粹的武将,并不像梅之焕那样,有仕林这块身份上的遮羞布。

士农工商兵,在大明的政治等级中,仕林排在榜首,而武将与士兵一样,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虽然武将也有品级,但这些品级只是武将之间的比较,与文官的品级根本不是一回事,甚至一品武将,只要身上没有公、伯、候等爵位,见了七品文官,也要像普通百姓那样下跪行礼。

大明的文官,是耻于和武将为伍、为亲的,如果赶上战事,功劳尽着文官,最多从指甲缝里漏出一些留给指挥作战的武将,而所有的黑锅,自然是由武将来背,谁让他们出生不同呢?

甘州被攻破,杨肇基已经没有了选择,朝廷要是追求起来,黑锅毫无意外将由他来背,战事不利,完全是武将的责任,何况他现在还是战俘的身份。

即便将来朝廷收复甘州,甘州还是那个甘州,但易主的事实,却是无法更改,朝廷脸面丢尽,杨肇基还是免不了革职查办的命运。

严厉的军律,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就强军,也能让兵败的将领断却归路。

大汉时代,为了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军律不可谓不严,这的确造就一个个名垂青史的将军,李广、卫青、霍去病、李广利……

但深受汉武大帝信任的国舅爷、海西候李广利,最终落得投降匈奴的悲情命运,远征大宛等半辈子的功绩,就此付诸东流。

何也?根源就在于严厉的军律。

在李广利最后一次远征漠北匈奴王庭时,恰好家中发生变故,所有眷属被汉武大帝逮捕入狱,李广利为了立功赎罪,不顾士族疲劳,强行横扫漠北,致使兵败。

世间本来就没有常胜将军,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按照当时的汉律,李广利一旦回到长安,不但家人不能释放,等待他的,也将是身陷囹圄。

无奈之下,李广利投降了匈奴,十万汉军精锐,全部化作异族的力量,汉武大帝时代从此丧失了进攻漠北匈奴的能力。

大明的军律同样严厉,到了万历年间以后,更是严厉到了畸形的地步,仅仅一个辽东,因为战败而自杀、被朝廷诛杀的总兵官,就超过十名,超过同时代大明总兵官的一半。

当然,在这些事件中,各路言官们也是功不可没。

这些苍蝇似的的言官们,每每要在自己不熟悉的军国大事上刷刷存在感,他们弹劾的对象,便是那些军功被文官冒领、失误与过错被无限放大的武将们,朝廷为防武将坐大,亦是以此做为牵制,实际上就是推波助澜。

被言官弹劾,几乎是所有武将的最终命运。

到了万历年间,武将被弹劾,往往还加入因为党争的因素。如果武将隶属于某一利益集团,必会被另一集团的言官用放大镜过滤一番,即便你小心翼翼、矾水洗后再过一次清水,这也难不倒言官们,“大明不以言获罪”,“风闻言事”是言官们的特权,而且不用承担任何政治后果。

即便你不属于任何利益集团,中间派,对不起,所有的言官都会向你要政绩,你没有人脉、没有背景,不弹劾你弹劾谁?难道要弹劾自己人?

所以甘州城外兵败的当时,杨肇基急得抹脖子,也不完全是做给别人看的,更有可能是他的第一反应。

现在李自成给了他一丝机会,至少是苟延残喘的机会,杨肇基如何不感恩戴德?

即使李自成开恩,释放了他,丢失甘州的责任,完全压在他的身上,他还能回到京师吗?回去京师是什么后果,用下面的脑袋也可以想象得出。

陕西盗贼的势力越来越大,卫所士兵、军官多有参与,实际上与杨肇基的情形也差不多,一旦兵败,如果不加入盗贼一伙,就等着被朝廷下狱,被言官攻击,军官们已经没法考虑这些盗贼的前途了,至少他们还能逍遥几日。

如果说梅之焕投降西宁军,是被西宁军惊吓的,是被李自成说服的,那杨肇基投靠西宁军,则是由于朝廷严厉的军律和言官们疯狗似的奏折,拱手将他推向西宁军。

李自成想起当日穿行于大斗拔谷时的一个问题,“杨大人,大斗拔谷如此险要,为何不筑城立关?如果早有准备,西宁军恐怕不会轻易破了甘州,至少不会在毫不知情地被西宁军攻至甘州城下。”

“大人有所不知,”杨肇基的身份转变很快,对李自成行了上官的礼仪,“大斗拔谷南北,分别是西宁卫与甘州卫,此两地均为大明的卫所,若是在谷中修筑关城,迟早被言官弹劾,有拥兵自重之嫌。”

“如果是永乐年间,西宁卫、甘州卫的确掌握在朝廷的手中,大斗拔谷做为商贾行人通行的道路,亦无不可,但眼下蒙古麦力干部已经沿着大通河南下,距离峡谷南端的红土口,已经不远,随时有可能穿越峡谷,蒙古的牧民,已经进入谷中寻找冬季的高山牧场,而且,林丹汗的蒙古察哈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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