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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照此速度，还须90—100年的时间这条铁路方能完成。此外，川汉铁路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财目混乱，贪污浪费严重。已筹集1000万元路款，被层层贪污挪用的就达200余万之巨。另一方面，四川为筹资修路，抽租过重，百姓深受其苦。其他商办铁路也不容乐观。“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

为此，清政府不得不抛出“国有化政策”，只允许商人修建支线铁路，所有干线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官办）。这种反复的折腾，又回到钱从哪里来的老路上，于是借外债修路又成为一种无奈的必然选择。对于清政府来说，向外国借款有两重不利影响：一方面，外方会利用贷款间接控制铁路的修筑权与经营权，经济损失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外方可能附带提出诸如开采沿线矿产，架设电线，甚至是设置路警、驻兵运兵等特权。

1898年、1900年，清政府由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经手，与美国的合兴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由后者承造粤汉铁路，全体工程5年内完成，并不许合兴公司将其股份转让给他国。

到1904年，合兴公司不仅筑路缓慢，而且还将其2/3的股票私售给比利时人，比利时的后台是法国和俄国。这就意味着，粤汉铁路将置于美、比、法、俄多国控制之下。消息一经传出，遭致国内舆论的一致声讨，“保路风潮”风起云涌。

1905年，在湘、鄂、粤三省绅商、群众的压力下，清政府从美国合兴公司赎回粤汉铁路。此后，江、浙，四川等多省掀起“保路风潮”，提出“拒借外款、集股办路，自保路权”等主张。在民间压力下，清政府以违约的形式，并付出不菲的赎款代价，总算从列强手中夺回部分路权。同时，在政策许可兴办干线铁路和绅商们的“爱国热情”下，一些“官督商办”的铁路公司纷纷涌现。这些绅商参与的商办铁路包括涉及两湖、广东的粤汉铁路，涉及江浙的沪杭甬铁路，涉及川、鄂的川汉铁路等。

清末的铁路实业就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摇摆中艰难前进。

徐天宝现在的身份劝业道道员，四品顶戴，不算是纯商人。但是，奏请修建铁路的公文发到袁世凯那里之后，还是被退了回来。理由是朝廷没钱，舆情又不允许借外债，所以修建赤峰铁路一事，暂缓。

于是，徐天宝只能放弃修建铁路的计划，而专攻其他。

由于赤峰修建铁路无望，厄哈特、希尔等三人在一番考察之后，决定把药厂建立在交通便利，靠近海边的天津。徐秀杰以及振华公司以土地、人员和专利占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美方占有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药厂起名叫振华医药公司，主要生产磺胺及其衍射物为主的抗菌药物。

不过，这家投资进三十万两银子的药厂只生产磺胺类德西药未免大材小用，所以，徐天宝打算在其中引入中药的生产，以发扬国粹。

今之“中医”称谓,始于清末民初。其时，将外来的教育称为西学，将自己的则称为国学；将外来的医学称为西医，将自己的医学称为国医，后来亦称中医。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中国大败，全国震惊。作为近代中国革命和思想策源地的广东，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中国的失败乃败于落后的政治体制和封建文化。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当时的知识分子研究发现，在医学领域，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彻底废弃了以中国传统中医药学为主体的医学体系，而改行西方医学。于是，向日本学习，废除中医的运动开始作为富国强民的政治主张浮出水面。为了向日本学习，知识青年掀起了一股极盛的赴日留风潮在早期赴日留学的人潮中，就有资产阶级革命家、推翻满清王朝的中国第一总统孙中山先生，而他学习的就是日本的西医；也有“弃医从文”的讽刺小说家、杂文大家鲁迅先生，后者更是对自己先后所学领域中的“中医”、“国学”斥之不已。

事实上中药的毒副作用比西药小，而且做成中成药之后，具有现成可用、适应急需、存贮方便、能随身携带、省去了煎剂煎煮过程、消除了中药煎剂服用时特有的异味和不良刺激等优点。据说，抗日战争台儿庄战役时期，在中方军队的阵营里，一支来自云南的部队让人惊讶。他们头戴法式钢盔、脚踏剪刀口布鞋，作战十分骁勇。他们身上还带有一小瓶白色的粉末。这些战士受了伤，不管伤势如何，只要还能动，就不打绷带、不坐担架，只把这白色的粉末，吃一点，外敷一点，又上阵拼杀。滇军将士们所用的白色粉末，就是被称作疗伤圣药的曲焕章万应百宝丹，后来人们又把它叫做云南白药。

有鉴于此，对于中医没有太多研究的徐天宝，首先想到的中药就是大名鼎鼎的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是云南著名的中成药，由云南民间医生曲焕章于1902年研制成功。对跌打损伤、创伤出血有很好的疗效。云南白药由名贵药材制成，具有化瘀止血、活血止痛、解毒消肿之功效。问世百年来，云南白药以其独特、神奇的功效被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