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七回 蒋介石损兵折将 毛泽东三反围剿（（1 / 3）

第六七回蒋介石损兵折将毛泽东三反围剿（上）

1929年12月，朱毛红军集结到上杭县古田村休整。经过认真准备和周密调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代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前委书记。大会在讨论建军原则时，发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红四军内部必须实行官兵平等，废除军阀作风，废除薪金制；从军长到士兵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服，领同样的伙食津贴。”对此，从旧军队中转变过来的军官难以接受毛泽东的主张；朱德表示怀疑道：“官兵平等，有点像天方夜谭，根本行不通。”罗荣桓即席发言道：“官兵平等，古已有之。春秋战国时，名将吴起与士兵同吃同住同甘苦，为士兵调药治伤吮脓血；爱兵如子，战无不胜。”林彪发言支持毛泽东：“红军不同于国民党军队，应该实行官兵平等。”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确定了红军中必须突出政治，加强思想教育，听从党的指挥；实行官兵平等，军民一致，自觉遵守纪律等原则，坚决纠正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雇佣思想和军阀作风。决议的贯彻落实，使红四军面貌焕然一新，逐步成为一支政治突出、思想过硬、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新型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继续思考着时局的变化和未来的行动。元旦前夕，毛泽东收到了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新年贺信。林彪，湖北黄冈人，生在富绅之家，读过黄埔军校；身材瘦小，性格阴鸷；拙于言辞，工于心计。林彪在信中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不会到来。毛泽东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计比较悲观，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便复信予以批评教育道：“中国有句古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的形势是全国到处都布满了干柴，只要有一点星星之火，就能燃成燎原之势。”“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而且必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边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的回信得以广泛传达，在鼓舞士气、坚定信念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春节过后，国民党军阀间的中原大战爆发，为红色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加强统一领导，毛泽东主持军事会议，组建了红一军团，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下辖红四军，林彪任军长；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红六军，黄公略任军长。毛泽东提出了新的战略构想：“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巩固斗争成果，把井冈山、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建成党领导下的中央根据地，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会后，毛泽东亲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在安远、寻乌、平远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巩固土改成果。毛泽东身上最优良的品质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遇事总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善于总结，勤于思考。为了制定对待地主、富农和城市工商业者的政策，毛泽东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在乡村、城镇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写出了数万字的《寻乌调查》，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纠正了土地改革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毛泽东强调：“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只分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和雇农一定会陷于孤立。”“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城市反动分子的财物要没收，但普通商人的财物一概不准没收。”“苏联十月革命后，没收了富农和城市工商业的全部财产；这种做法不符合中国实际。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思想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缘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调查，乃十分必要。”

毛泽东不是神仙，也并非圣贤；但却勤于实践，勇于探索。在长期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出了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极端重视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客观事物的复杂因素和变动状况，而不是想当然的轻率决策。正是这种优秀的品质，使他能够技高一筹，明辨是非，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然而，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却不断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山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以李立山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李立山错误的估计了国内的形势，认为军阀混战就是反动统治灭亡的前夜，共产党和红军要立即和国民党进行大决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会后，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龙赶到长汀，向根据